番禺人记忆中的当铺（下）
市桥典当业最鼎盛日子乃敌伪统治时期。之前的当铺才六七间，而大汉奸李朗鸡(李辅群)执掌市桥伪政权时发展至20多间，月息也由原来二三分猛增至五六分，甚至八九分，令借贷者叫苦连天。不知从哪天起，市井上多了一句“当铺多过米铺”的俗语。
旧时的禺南地区，除了市桥，一些较大的乡镇如沙湾、新造、大石、钟村和石楼、大龙、石碁、南村等也有一两间中小型的当铺，只是对当地社会影响不大，本身也业绩平平，更无“动人故事”传世，本文也就一笔带过罢了。
番禺的典当业从兴起到兴盛，历经了几个世纪，而从兴盛到衰落消亡却只是八九年间之事。抗战胜利后，民国政府对市桥社会上敌伪时期乌烟瘴气的畸形繁荣进行了整治，烟(鸦片)、赌、娼妓等毒害国民的行档只能“转入地下”活动。社会风气算是有了好转，可经济景象却出现了空前的萧条。经济萧条，商业借贷自然大为减少，光靠穷人的抵押典当很难养活那么多当铺。另一个原因是境外的现代化银行业务允许进入大陆经营，民国政府的银行网点也扩展至番禺市桥，这些新型的金融机构的出现，使市民融资借贷方式多了选择，令旧当铺面临着很大的压力。于是财不雄、势不大的中小型当铺便陆续结业另谋生计。到上世纪40年代末，只剩下四五间规模较大实力较强的继续惨淡经营。这些“幸存”下来的当铺也只坚持了三四个年头。随着社会体制改变，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的国度里，工作和生活都有基本保障，靠典当过日子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当铺，这个过时的“金融机构”悄然退出了历史舞台。
人民政府对这些旧当铺的房产归属进行划分，凡属旧官僚产业全部收归国有;商家自建的一律由政府房管部门接管经租，多数改作民房安排居民入住。收归国有的房产物业，一般安排给国营企事业单位使用。
时至今日，老市桥们印象最深、提及最多的旧当铺，是位于大南路中段东侧，现大南路步行街牌坊处的“同兴”，它的建筑风格可谓既古典又时尚，用料优质工艺上乘，给人们庄严肃穆高大雄伟的感觉。国家接收后闲置了一段时间，后划拨给市桥中医院开设“大南门诊部”。因有几位名医坐诊，不少病人到来一是求医治病，二是借此“深入观察”大当铺的内部结构，以满足由来已久的好奇心。这座曾经“风光无限”的同兴大当铺，消失在上世纪80年代的城区改造中。
另一坐落于大北路南段西侧的“兴安”当铺，也是番禺几大当铺之一，属“地标级”建筑物。新中国成立后，被人民政府收归国有。随着全国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实施，城镇居民口粮实行凭证以国家牌值定量供应，以确保居民的基本生活稳定。市桥镇内设置4个粮食供应站，其中的大北粮站就设在原兴安当铺旧址。由于往时曾有“当铺多过米铺”的民间俗语，人们便觉得昔日当铺变成今时“米铺(粮站)”煞是有趣，不知是巧合还是天意，迷惘之余不禁感叹：新旧社会隔重山!后来这句感叹催生了一首民谣：“往时借当在此间，今日买米又回还。当铺米铺同一处，新旧社会两重山。”此谣描述了平民百姓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进入同一座建筑物时巨大的心理反差。
这所大北粮站、曾经“人气旺盛”的兴安当铺，也在30年前的城区改造中“入土为安”了。 (莫兆棠)
